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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时代的钢铁产业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日期:2017-03-15] 来源:  作者: [字体: ]

  钢铁行业作为重化工业的代表,自然难辞其咎,华北大地上大面积的限产、停产风云再起。治理霾是一个长期工程,我们必须看到钢铁产业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是暂时的限产、停产那么简单,雾霾时代的钢铁产业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一、王侯将相与贩夫走卒同吸雾霾的时代

  雾霾并不是新事物,但引起人们的关注的时间并不长。河北的唐山、石家庄、邢台以及山西的很多地方,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空气污染,只是那个时候并没有雾霾这一说法,也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这些地方的百姓只是在公众的视线之外默默的吸霾。转折点大概在2010年左右,雾霾进京、国外对雾霾问题的批评增多,人们才开始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现象确实是存在的。

  尽管我们关注雾霾问题的时间并不长,但其严重程度远超想象。我们可以看一下环保部的全国空气质量统计:在12月20日的全国367个城市中,严重污染的比例为12%,重度和中度污染的比例分别为13.1%和15.5%,优良率只有41.4%。从图2中还可以发现,至少在近一个月内,与京津地区相比,石家庄才是空气污染更严重的地区。但空气污染后社会影响最大的是北京,在官方和媒体大量的宣传之下,有意无意之中造成了北京反而是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假象。

  但不管怎么说,空气污染是如今的中国谁也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雾霾之下的天地,无人可以幸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种公平。无论是住在雕梁画栋里的王侯将相,还是食不果腹的贩夫走卒,没有人可以从浑浊的空气中为自己抽出清新的一口。北京即使把钢铁企业都搬迁了,附近城市的污染也会飘过去,可以说,空气污染的幽灵之下,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也正因为如此,治理雾霾才越来越受到重视,治理空气污染才变得日益紧迫。

  二、钢铁产业的原罪:主要产区与雾霾重灾区的重叠

  一般认为,工业化是雾霾最主要的成因。消耗石化能源的工业快速发展,机动车保有量的飞速增加,城市规模的持续扩大等等,成为了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钢铁产业对雾霾等空气污染的形成也是难辞其咎,在钢铁的冶炼过程中,会排放出大量的粉尘、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是形成雾霾天气的主要污染物。我们对比了钢铁产量和空气污染严重的区域,发现了二者的高度一致性。

  几个产钢大省中,除了江苏因地理位置的原因而少受其害,别的省份都是空气污染的重灾区。截止到11月份,河北省的粗钢产量累计超过了1.77亿吨,而河北也正是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唐山、石家庄、保定、廊坊等地,自入冬以来就经常出现严重污染的情况。另一粗钢产量超亿的省份是江苏,但江苏的地理位置较好,四周无高山阻碍,也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不至于造成大量的污染物停滞形成雾霾。其他的产钢大省则没有那么好运,山东产量超过6500万吨,辽宁超过5400万吨,陕西超过3600万吨,河南和湖北都超过2600万吨,这些地方也都是空气质量污染的重灾区。特别是山东的莱芜市、淄博市,山西的大同市、邢台市等地,每至冬日就要受雾霾之苦。而且这些主要产钢地区早在雾霾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之前,就已经深受其害了。

  钢铁产业确实会引起空气污染,钢铁产区与雾霾频发的地区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叠。也正是因此,每当空气质量下降的时候,就是整顿钢铁行业呼声四起的时候。

  三、钢铁产业在雾霾时代的挑战与机遇

  在雾霾时代,钢铁产业又会面临哪些挑战?笔者认为钢铁产量的下降将成为必然,环保设备和技术将会大面积普及,而钢铁产能分布的调整虽然艰难,却也有调整的可能。伴随着这些变化,钢材价格的上升或将成为大趋势,能够成功应对挑战、生存下来的企业,将会获得更高的收益。

  3.1、直接影响:环保需求与去产能任务重叠共振下的钢铁产量收缩

  供给侧改革是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在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中,去产能排在第一位。而钢铁产业存在大量过剩、落后产能,并且有众多会产生大量污染的中小钢厂,这一点无可否认。2016年的去产能任务已经提前完成,根据笔者的分析,今年起去产能需要“看得见”,需要有钢铁产量的下降。实践证明,严格执行环保法规,以环保门槛去钢铁产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对去产量也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入冬以来的雾霾频发,充分的展示了环保门槛限制钢铁生产的威力。华北地区的雾霾一起,河北、山西、北京等地就要纷纷出台应急响应,钢铁、火电、焦化等多行业就会迎来停产限产潮。今年的钢市行情很好,京津冀地区的钢铁产能利用率都处于比较高的状态,比如螺纹钢产能利用率在2016年11月份之前没有低于70%的时候。但随着天气转冷,北方雾霾开始增加,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停、限产措施,京津冀地区的螺纹钢产能利用率开始急速下降,12月的月均螺纹钢产能利用率只有50.4%,甚至一度创出了39.79%的年度低点。钢铁重镇唐山的情况也极为明显,钢厂的高炉产能利用率和开工率也从9月份开始就一路走低,比如高炉的产能利用率从9月初超过90%一路将至2017年1月6的78.11%。

 

  但我国的这些治理措施具有明显的运动式色彩,短期内确实可以压缩产量,但风头一过很容易死灰复燃。多年来的雾霾已经慢慢的促成了民众对空气污染意识的觉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并不可取,以环保门槛去钢铁产能不仅要有眼前的临时举措,更要有长效机制。我们从伦敦和洛杉矶的经验中看到,以法律机制断绝污染源的方式,才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当然,法律体系的建立是一个问题,法律能够得到严格的执行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多年来对环保法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需要对污染的肆虐负很大责任,这也不是短期内可以扭转的,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长期来看,针对会产生污染的产业,规章制度的推出并严格执行是一个大趋势,严格执行环保标准,限制钢厂生产与新产能的建设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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