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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大雾霾不再重演?这些专家的观点值得一看

[日期:2017-03-31]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 [字体: ]

  罗伯特·巴尔《伦敦的末日》的预言并不会停留在小说里。

  《大雾霾》中提到20世纪伦敦的大雾最糟糕的一次是1952年的“大雾霾”,在此之后发生的额外死亡人数高达4000起之多。那么1952年的12月的“大雾霾”是怎样的情形?它又促生了什么?不如从彼得·布林布尔科姆的记述中去读一读,60多年前的那场“大雾霾”之前,也有清风和阳光。然后一场持续了5天多的雾霾突然袭来……

  

 

  伦敦雾霾

  彼得·布林布尔科姆(Peter Brimblecombe)是《大雾霾:中世纪以来的伦敦空气污染史》一书作者,系澳大利亚著名大气化学家、国际著名大气环境期刊Atmospheric Environment的主编、东安格利亚大学环境科学学院大气化学教授。3月25日下午,澎湃新闻联合汇智基金会、上海交大EMBA读书俱乐部和上海百年财富企业家俱乐部共同举办了一场关于《大雾霾:中世纪以来的伦敦空气污染史》的读书会。

  究竟什么是雾霾?

  有必要先回顾下历史,伦敦“黑色一周”,1952年12月4日至9日,伦敦上空受高压系统控制,大量工厂生产和居民燃煤取暖排出的废气难以扩散,积聚在城市上空,伦敦城被黑暗的迷雾所笼罩,马路上几乎没有车,人们小心翼翼地沿着人行道摸索前进。直至12月10日,强劲的西风吹散了笼罩在伦敦上空的恐怖烟雾。

  事后,据英国环境污染负责人厄尔斯特·威廉金斯博士统计,在雾灾发生的前一周,伦敦死亡人数为945人;大雾期间,伦敦地区死亡人数激增到2480人,而大雾所造成的慢性死亡人数达8000人,与历年同期相比,多死亡3000-4000人。

  读书会上,现任《学术月刊》编辑、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华东师范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张洪彬就雾霾的产生、历史、分类、治理等方面与现场听众与嘉宾进行分享与交流,他对伦敦空气污染、煤烟对环境影响进行了专业分析,还谈到空气污染历史、公众对污染认识的变化以及污染治理的艰难历程,从事宗教与科学关系研究的他认为污染的治理不仅是化学问题,更涉及到政治和法律监管。企业家们就如何实现产业结构转型、支持中央蓝天保卫战计划展开思辨。

  在简要介绍书籍和作者之后,张洪彬从日常生活出发,梳理了几个相关关键词之间的区别。我们熟知的烟是指燃烧而产生的固体小颗粒,而雾则是液体小颗粒。在《发明污染》中,雾霾早在1905年就被命名,定义为烟雾混合物,甚至包含扬尘。更为科学性的术语PM10和PM2.5分别指空气动力学直径 10微米和2.5微米的可吸入颗粒物。它们面积大,活性强,易附带有毒有害物质,且在空中停留时间长,传送距离远,因而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影响大。一旦被人体吸入沉积在呼吸道、肺泡等部位,可引发疾病。

  伦敦:从认识雾霾到治理雾霾

  接着,张洪彬从1952年著名的伦敦大雾霾讲起,一方面唤起听众兴趣,一方面为听众敲响警钟,要求人们以史为鉴,通过他国的经典案例吸取经验教训。自中世纪以来,伦敦城的空气就一直饱受煤烟污染。在17 世纪初,伦敦便有了“雾都”的声誉。到了19 世纪,雾甚至成了造访伦敦的游客们必看“特色”景观。国家艺术画廊的空调系统的过滤器通常很长时间才会因来自伦敦空气中的微粒物质的沉积而堵塞。但在大雾霾期间的一天里,过滤器的堵塞速率是平常速率的26倍,而在一个4小时的时间间隔内,它们被堵塞的速率是平常速率的54倍。如果我们假定,伦敦空气通常的烟气携带量大约为250 g/m3,那么,在这4小时内,国家艺术画廊内烟气的最高浓度或许高达14000 g/m3:这是一个高得惊人的污染水平,尽管存在着雾对微粒物质的凝聚性质有影响的可能。在后来的伦敦污染事件中测得的每小时最高浓度是7200 g/m3。

  由此,他进一步提到了英国能源结构变迁,分别从炭、煤、煤气、电、石油等角度阐述了英国产业结构转型。在场的企业家们若有所思,从中受益匪浅。在中世纪的伦敦,雾霾成了1953年的比弗委员会的调查对象,杰拉尔德·纳巴罗(Gerald Nabarro)以个人的名义向下议院提出了一项清洁空气议案,政府的议案于1955年底在议会投入辩论。最后于1956年7月5日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

  产业结构转型的基础是人们的观念需要发生变革。《大雾霾》中提到,在中世纪,当海煤进入伦敦以后,人们把源于燃煤的污染视为严重的事情,以至于官方在1285年成立了委员会调查,1306年一份公告禁止使用海煤。从13世纪的文件中看出,当时人们的投诉指向石灰工业,把它当做中世纪伦敦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因为石灰的生产过程牵涉数以千吨煤炭的燃烧。此外,燃煤产生的硫磺气味让人们联想到瘴气,进而想到烟尘有害健康。

  在观念变革的同时,科学家们的研究也对推进产业结构转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雾霾》中也提到了这一点。19世纪初,欧洲曾对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进行过不可靠的测量。到19世纪晚期伦敦还没有监控空气污染的网络,所以人们无法真正知道空气中有多少污染物。一些科学家如莫斯曼、布罗迪从统计雾霾天的增加入手,最终于1932年,测量大气二氧化硫含量的方法取得进展。

  英国发现工业化对环境造成的弊端时,逐渐革新排放和减排技术。工厂和居民家造烟囱,认为这样可以使得废弃更好地排出去,越远越好,对蒸汽机也进行了一些改良。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期,空气污染减排的进展并没有像人们希望中的那么巨大。到20世纪50年代,烟气减排还是控制空气污染最主流的方法。人们把源于燃煤的污染视为严重的事情,通过了许多环保法案,通过杂志和展览科普动员烟气减排。治污的过程是漫长的,而英国最终将PM2.5年平均值降到16微克/立方米,达到欧盟和英国的标准。

  中国:不仅要去“思”还要去“做”

  正是有了群众观念的转变,和科学家们孜孜不倦不断探索才改变了伦敦的环境。这对现今中国有极大的启示,不仅要去“思”,还要去“做”。

  同样,在美国也发生过洛杉矶雾霾事件,从1943年7月26日首发,持续半个多世纪。雾霾的罪魁祸首是汽车尾气,在阳光紫外线照射下,发生光化学反应,产生剧毒的光化学烟雾。两天内因呼吸系统衰竭死亡的65岁以上的老人达到400多人。最终,《清洁空气》修正案在后来的环境保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回观中国,雾霾状况严重,但成因和对健康的影响似均尚无定论,而现在科普工作似乎不到位,政府也不愿公布空气污染指数,而国际组织如NGO的参与,给政府造成一定的舆论压力。不过一些专家预计,经过20-30年的努力,中国空气污染指数可能可以达到联合国设定的发展中国家空气质量合格标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李志青认为这本书给我们的启发是雾霾的成因应该放在大历史格局下来看,并表示这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需要跨界的共同努力。虽然雾霾成因确实有经济上的因素,但事实上,从13世纪到现在800年间,我们没有跳出过环境带给我们的困境,历史不断在循环。

  现在中国仅仅用煤量为一年37亿吨左右,我们会发现刚克服了这个阶段的问题,下一个阶段又有新的问题。我们应该探究雾霾的成因不断重复的原因,会发现这和人们对于社会经济更好发展的欲望,存在的这种张力是有关系的。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欧洲曾经大规模爆发瘟疫,重要的线索是烟气排放损害了人的健康,有可能大瘟疫和此有关,四分之一的人口被瘟疫带走后,环境问题的矛盾马上缓解了。

  来自上海理工大学的黄蓓佳则表示中国污染源头未来改变的可能性不大。中国的煤燃烧比例是65%,而世界上煤燃烧比例在30%-40%左右,但是中国能源结构的改变不会太乐观,这和我国的资源禀赋有关,也和政治有关,所以从供给侧来说不会降低污染的源头,石油的质量问题的改变并不会一蹴而就,所以还是要关爱自己的健康。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有待开发的领域,如果技术上有潜力,企业家可以关注空气净化器或者空气质量检测器方面的问题。

  最后,环境和现代性是我们需要考虑的,究竟环境和现代化之间应该怎样均衡?我们怎样在发展的同时,阻止环境的不断恶化?

 

  这些都是我们要深思且行动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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